11月6日晚间，确定特朗普（Trump）胜出的第一瞬间，我想到了1948年杜鲁门（Truman）的意外当选。11月2日，精心谋划的辽西会战失败，沈阳被克，与志在必得的杜威（Dewey）败选的消息，同时袭击中华民国中枢；预期完全落空的知识界，从此失去了对随后世界战略转移的正常反应：当他们在“东方的忧郁”、亚洲的世界里，谴责密苏里小贩对中国的不义，为防止“铁幕”笼罩，“放弃中国，转向欧洲”的50年世局，已悄然展开。美国大选影响中国，此前这是最大的一次。知识界对特朗普当选的意外，令人担心我们正在失去对世局再一次转圜的反应——
假如特氏颠倒杜鲁门主义，放弃乌克兰，转向亚洲，围堵中国，新的柏林墙和勃兰登堡门，将在何处建立？
我知道，对要求历史押韵的人而言，这里有太多的不相似，太像散文。但现代正是散文而非诗。无需比较苏联与中国的似与不似，无需解说后苏联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何特殊，只要以手挽欧-亚、为祸为福的姿态出现，抵抗苏联的戏码就会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何况，30年来的后冷战，早已将东、西各自为阵的恐怖平衡，变成了一边倒的跷跷板：整个世界对付一隅的孤立，随时可以出现。
我也知道，这与对特氏“美国优先主义”的赞美相左：“美国凭什么要介入世界事务？我们只专注于国内”。然而，即使这是真诚的选举语言，美国孤立主义的童年衣衫也套不进全球帝国的成年身躯。无需与世界脱钩，只要特氏声称的“美丽的”关税战开打，被世界市场抵制的美国贸易就会陷入不可接受的衰退；无需强说美国维持国际秩序，只要撤回全球的武力布置，美国现在最基本的利益也就荡然无存。因此，这不可能发生，但我并不以为，这就只是霸者想把自己必要的负担，转化为弱者“被保护的费用”——如果台湾GDP的10%就是台湾安全的漫天要价，早已传言无数的台湾加入联合国、逼迫大陆就范的勒索，又是多少？
我更不认为，和“冷战”相比，“美国优先”就是多么虚幻、不实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在全球砌出森严的壁垒。近日完成的特氏新一届内阁名单，有色人种仍然连一个稍高的位置也不曾拿到，而优先选出的白人，不仅更多“草根儿”出身，也比上届更有“抗中国”色彩：负责外交事物的国务卿卢比奥（Rubio）两度被制裁，国防部长则是名不见经传、可任意支配的底层军官。但人们仍为马斯克（Musk）获任临时起意的虚职，设想通过他与特氏私下交易。国与国可私相授受，真是“智可及，愚不可及也。”
坦率说，美国大选即世界大选。危机时代更完全是以世界利益分配、世界格局重组为目标的。将选民限定于国内，使其他人为免有介选之虞只好成为看客，也从未使托克维尔一样洞察先机的观察家绝迹。这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全体白人作为美国公众代表的问题，19世纪即已被密尔《论自由》注意到。
从性别角度看，始于1792年的美国大选，直到黑人男性获得投票权41年之后，白人女性才获得这一平等权利（1919）：美国女性至今无法成为总统，与性别歧视显然有关。从经济角度看，全体白人作为“天然中产阶级”的时代，在废奴运动中已经消失，随着传统工业的不断外迁，白人聚集的红州经济衰落，久已出现万斯（Vans）《乡村悲歌》大放悲声的集体贫困。但在移民家庭出身的卡玛拉•哈里斯（Harris），也以“中产阶级的孩子”的身份，追求有色女性总统突破的时候，白人作为天然中产阶级的失落被反复聚焦，终于直接决定了民主党在摇摆州的全面败北。
但族群歧视却仍是更严重的政治议题。在经一个半世纪，仅仅产生了一位非白人总统的背景下，哈里斯述诸女性生育的基本权利，遭遇史无前例的反弹；特朗普公开的白人-民粹主义（white-populism）主张却被视而不见，一再赞美被制裁的敌酋也毫发无伤。这令人不能不警惕，美国保守主义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推助之下，已激进化为新的白人优越论：所谓WASP的优越。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身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无法界定英语言文化/文明的特性，与美国作为价值熔炉的世界主义本质水火不容，却与业余历史研究者泡制的“日耳曼人优越”息息相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欧、亚文明中最为落后的俄罗斯，竟因皮肤原因自称西方国家，罔顾国族效忠君主、民族、教会的奴隶道德源远流长，自诩“传统价值观国家”的代表；但其对自由乌克兰的战争，却不仅为特氏所优容，且批评泽连斯基加入欧盟、北约的要求为不合理，威胁要停止一切援助。毫无疑问，作为中国观察者，这使我想到了杜鲁门1948年的选择。
而特氏对大陆的敌意、对台湾的蔑视，更甚于杜鲁门对苏联的恐惧。这使未来世局更为难测。但我仍要在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视野里进行批评。不能不说，用儒家文化定义中国而无视其在14世纪以前的文明领袖者地位，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但更不应该的是以其历史性格，而无视中国对现代文明的吸收。我之所以在文章一开始提出1948年的悲剧，正是因为要检讨延续至今的这一错误。但限于这里的文体只允许以最简明的方式讨论。让我以在这一大悲剧中开始写作的新儒学大师徐复观（1903-1982）的看法（《学术与政治之间》及其续编）作为基础。徐先生留日出身，参与宸翰，与绝大多数有长期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一样极为清楚：俄-苏不是西方，其价值更非现代性的另类选择，而渴望以五四新文化完成对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化，中国中产阶级由此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宰。因此，徐先生一再呼吁，美国保持人权外交的光荣以维持中国政局；因此，他反省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失败的文章，也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谁击溃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力量？”徐先生回顾中美关系的转折时刻，他的答案，是令人惊悚而非议不断的——
“受在华传教士影响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路线”，使之不断误将“灵魂价值”置于“人权”之上。
读过拙文《全盘保守主义之败》对特氏“福音派”支持者批评的人，很容易知道我与徐先生的不同，但我们的忧虑毋宁是完全一致且日甚一日的：以最激进的福音派信仰，作为文明的基准，而罔顾中产阶级整体的基本人权，将对文明造成最大的灾难。
在保守主义已将宗教信仰锻炼成文明的门槛的时刻，我知道，使用世俗人文主义的人权标准加以反对是愚蠢的。但好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也存在过人文主义的基督教与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论战：后者引导的宗教战并不崇高，而自由意志却是被赞许的。我们会再次回来。我们会再次看到。
（注：赵寻，北京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