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长期战略竞争状态。竞争的结果，将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那么，谁将在竞争中胜出？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效率。经济和战略效率更高的国家，更有可能赢得竞争。
“一带一路”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对外战略之一，自2013年问世以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展开。因此，“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的战略能力，而效率则是战略能力中极其重要的维度。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一带一路”在经济和战略方面的效率表现如何？以期有助于评估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
效率的定义和重要性
要理解“效率”，就必须明白它与“效力”（Effectiveness）的区别。“效力”是指一个组织设定正确目标并持续实施的能力，而“效率”则是指相对于成本而言的效益最大化。如果说国家大战略的效力是根据目标实现率来评估的，那么其效率则是根据实施方法的理性程度来评估的（Tanev 2012，26）。换言之，“效力”是指做正确的事，而“效率”则是指正确地做事。
效率在战略竞争中至关重要，对此战略家和学者们有众多精彩的论述。英国著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指出，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不仅仅是调动国家所有可用能力去争取胜利，还必须确保由此产生的资源支出物有所值（Brands 2014，2）。日裔美籍战略学者吉原恒淑也认为，要取得长期竞争成功，对成本的敏感性至关重要（Yoshihara 2023，72）。冷战时期的美国著名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在1972年兰德公司报告《与苏联的长期战略竞争：战略分析框架》中指出，由于苏联在美苏战略军备竞争中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那么美国为了赢得这场竞争，就必须在效率上下功夫（Marshall 1972，viii）。
而美国另一位重要的大战略学者布兰兹（Hal Brands）则指出，理论上一个富国采取低效的战略也能压倒较弱的对手，但最好的战略是用有针对性的投资来抬高对手成本，分散其资源，削弱其跟上竞争步伐的能力；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对苏联采取了更富进攻性的成本强加战略（cost-imposing strategy），就是因为认识到苏联经济极其低效而僵化，如果美国对高科技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如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就可以有效利用对手弱点（Brands 2018）。实际情况是，苏联最终因财政崩溃而非军事战败解体，这表明美国的成本强加战略在对苏冷战中奏效了。
对于今天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战略学者、曾任职于拜登政府国安会的杜如松认为，由于中国规模过于庞大，因此美国不能与中国进行对称竞争，而是要采用比中国成本更低的非对称战略（Doshi 2021，298-99）。
“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率
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教授指出，必须从中国的整体经济和金融形势来看待“一带一路”；虽然某些项目必须优先考虑外交、战略或政治目标，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产生经济和金融回报；否则，中国的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因此，认真进行经济和金融评估对推进“一带一路”至关重要，而且由于大多数项目都位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对此更应特别注意（时殷弘 2023）。
中国为 “一带一路 ”投入了大量资源，估计总规模在1万亿美元以上（杜海涛，李翔，罗珊珊， 2023）。那么，这些投资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不少学者和商界人士认为，许多项目缺乏经济合理性（Economy 2018）。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 “一带一路 ”的初期，中国在没有进行适当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就鲁莽地向穷国贷款（The Economist，2023）。美国政治学家贝农（Michael Benno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一带一路 ”合同普遍缺乏透明的市场机制，难以确保财务上的可行性，贷款人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也严重不足（Bennon and Fukuyama 2023）。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于2023年3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论文。根据这篇论文，“一带一路”的大量项目缺乏经济可行性，未能产生预期利润，在偿还贷款方面遇到挑战，最终迫使中国提供救助；仅在2016-2021五年间，中国的救援贷款就超过了 1850 亿美元，几乎全部贷给 “一带一路 ”债务国（Horn et al. 2023）。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特勒贝希（Christoph Trebesch）是该论文作者之一，他在2024年6月27日于德国柏林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一带一路”的财务回报》报告，其结论是：在狭义的财务意义上，“一带一路”不赚不亏（no gain, no loss）；但从长期来看，将会出现更多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defaults）（Trebesch 2024）。
这些声音虽然刺耳，但不乏合理性。那么，“一带一路”经济效率欠佳的原因何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世界银行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3116个 “一带一路 ”项目涉及中央国企，占在建或规划基础设施项目的50%，占合同金额的 70%（World Bank 2019，80-81）。除了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由国有企业实施外，项目融资也大多来自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World Bank 2019，80-81）。由此可见，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而非私营企业，主导了大部分 “一带一路”项目。与追逐利润的私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和银行受政治意志影响大于经济理性驱动，这不可避免对“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率有所拖累。
“一带一路”的战略效率
“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率并不十分理想，那么其战略效率如何呢？从战略角度看，“一带一路”主要是以经济和文化为手段，运用“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目标。因此，评估“一带一路”的战略效率，关键是看中国花多大代价、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影响力。
“一带一路”显然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安全。中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能源、原材料和货物主要依靠海运。但中国的海上航线大多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战时极易被强大的美国海军封锁，这就是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因此，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两国投入巨资，意在分别打通西北和西南内陆地区到印度洋的出海口。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和缅甸的项目都初具规模，从而有助于规避“马六甲困局”。虽然学术界对“马六甲困局”尚有争议，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和缅甸的项目建设，以及与中亚和俄罗斯的设施联通，无疑促进了海外贸易路径的多样化，从而可以分散风险、力保战略性原材料供给的安全。
作为一个海陆并进的庞大计划，“一带一路”不可避免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效应。其陆上部分连接欧亚大陆，这是地缘政治学上的“世界岛”，是掌握世界陆权的必争之地；而海上部分则跨越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经红海到达地中海，这是地缘政治学上的“边缘地带”，对海上强国遏制欧亚陆权大国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有自己合法的地缘政治利益，应当不畏人言，有所作为。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大规模实施，有助于减轻甚至化解海上强国在中国东南方向施加的巨大战略压力，从而有力维护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十余年来大幅提升，这也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在全球叙事层面，“一带一路”已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根据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在2024年11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一带一路”对联合国讨论的影响和塑造，远远超过任何西方倡议，包括与“一带一路”直接竞争的欧盟“全球门户”项目（Global Gateway）（García-Herrero，Storella，and Weil 2024）。
亚洲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尤其是东南亚和中亚。自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每年都发布《亚洲权力指数》报告。根据该报告，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远强于美国（图1），“一带一路”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图1：亚洲权力指数之经济关系。作者自制。
来源：Lowy Institute 2024
新加坡尤素福•伊萨克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自2019年起也每年发布名为《东南亚咨文》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远超美国，显著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东南亚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图2）；即便是在政治和战略维度，也有更多（半数左右）的东南亚受访者认为，中国而非美国，才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图3）。
图2：在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经济）。作者自制。
来源：ISEAS 2024
图3：在东南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政治和战略）。作者自制。
来源：ISEAS 2024
中亚的情况与东南亚有所不同。自 2013 年“一带一路”问世以来，中国一直通过该项目对中亚各国投入巨资，这自然提高了该地区人们对中国的关注度，但却不一定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长期调查中亚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智库“中亚晴雨表”（Central Asia Barometer，CAB）在2024年11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四个中亚国家公众从2017年到2023年的对华态度。在哈萨克斯坦，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一直很积极，但在2017年春季达到81.7%的高点后，在2021年秋季下降到50.1%；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与哈萨克斯坦类似，好感度在2018年春季达到接近75%的高点，但在2019年春季跌到50.3%的低点；在土库曼斯坦，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人占压倒多数，但好感度一直在稳步下降，从2021年秋季的80.5%下降到2023年底的不到71.6%；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开始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人数居多，但在2022年秋季急剧下降至35.2%，此后这一趋势一直持续（Neafie et al.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