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在《我们如何出卖了未来：抗击气候变化的失败事业》中对“绿色增长”表达了一种悲观的论调。“除非这种商业模式有利可图”，他在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曾如是说道。因为企业的动机是追求利润，所以高管会忽视对未来的气候损害，而政府也需要企业盈利带来的税金来支撑财政——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核心。
或许近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两份报告能略微提振他的期待。报告发现在适应、恢复和脱碳方面的投资能给企业带来切实回报，并从增长中的绿色市场获益。绿色市场的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5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4万亿美元。其中，替代能源（49%）、可持续交通（16%）和可持续消费品（13%）等细分市场极具潜力，增长率均远高于GDP。
另外，潜在的经济损失将倒逼企业立即应对气候风险。过去二十年间，与气候相关的经济成本已经悄然翻倍。从2025年1月7日开始暴发且持续至今的洛杉矶山火无疑是一项最新的警示——据1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分析师预计由火灾引发的保险赔付或高达300亿美元以上，经济损失或达到400亿美元，堪称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事件之一。瑞士再保险研究所的数据也表明，过去五年中，飓风、强雷暴和洪水导致的保险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报告指出：到2035年，气候灾害将使企业利润每年减少7%；极端高温和其他气候灾害预计将给上市公司造成每年5600-610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损失，电信、公用事业和能源企业在面对此类风险时最为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和市场环境中的复杂性让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和企业行动难度陡增。
2024年，欧美地区的ESG投资增速显著放缓。根据彭博社的报告，尽管预计到2030年ESG市场将突破40万亿美元，但增长速度明显减缓。截至今年1月，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高盛等六大银行均宣布退出联合国支持的净零银行联盟（NZBA），尽管这些银行强调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减排目标。美国有超过30个州已提出或实施限制ESG的法案。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10日的报道，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监管审查的加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成为最新一家退出大型气候变化行业组织的金融公司。这些变化折射出了金融机构面临的压力——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资本市场更关注短期回报。
气候风险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决策？在一个竞争加剧且越发强调安全的政治语境中实现“绿色”的增长，是否仍有可能？关于这些尚不明朗的挑战，FT中文网专访了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自然和气候中心主任梁锦慧，以下是访谈全文。
FT中文网：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中给出了一个或许能令人看到希望的数字：适应性和韧性投资的回报率在2至19倍之间。为什么能达到这个回报率？这个回报率对于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决策而言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梁锦慧：由埃森哲（Accenture）支持编写的《边缘企业：建设应对气候灾害的行业韧性》和由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支持编写的《不作为的成本：CEO应对气候风险指南》均展示了一个重要发现：投资于适应和气候韧性的每1美元都可带来2至19美元的收益。
这一统计数据说明，企业和政府需要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运营、财务和声誉风险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并投资于能够推动韧性、适应和减缓成果的解决方案，同时创造商业机会和长期竞争力。
高回报与避免气候事件带来的损失和严重后果有关，如物理资产的完全毁坏、库存损失和供应链中断。事实上，这些回报可能被低估，因为它未反映长期的健康影响、生产力下降和消费者信心丧失等间接影响带来的损失。
在过去20年中，与气候相关的经济成本已经翻倍。根据EM-DAT国际灾害数据库，自2000年以来，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超过3.6万亿美元。瑞士再保险研究所也报告称，过去五年中，飓风、强雷暴和洪水造成的保险损失已超过1000亿美元。几十年来，气候变化的压力已在各国经济和社会中显现，并可能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和强度的增加而进一步升级。
事实上，建设韧性和适应能力的投资往往与削减排放和构建更可持续的生产和供应链的努力相辅相成并相互支持。例如，投资于恢复退化土地可以创造更健康的土壤，这些土壤更具韧性，能够吸收更多碳，同时提高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
FT中文网：当前，气候风险尚未引起企业主足够的重视，是否因为缺乏完善的数据、标准和工具，使企业主难以看到气候风险与商业绩效之间的明确相关性？
梁锦慧：在我们每年的《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 Report）》中，全球领导者（注：Global Leaders，指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和专家）一致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列为首要风险。今年也不例外，与极端天气、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被突显为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
标准化和全面的数据、标准和工具的可用性无疑将更好地使领导者能够并有能力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以更及时、有效和全面的方式应对气候危机。
即将召开的冬季达沃斯将重点关注技术进步和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如何帮助快速大规模推进气候和自然议程，例如，通过更及时、健全和全面的数据。关于气候与自然的全体会议将展示并讨论卫星技术与人工智能如何结合，使企业和政府能够按地点和类型跟踪碳排放，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在正在召开的会议上还将举行各种多利益相关者对话，包括标准制定机构、监管机构、学术界和企业之间的对话，以促进在制定能够更好支持和使企业及机构应对气候和自然危机的标准、框架和政策方面的合作。这包括关于碳定价和碳市场、自然栖息地的数据解决方案等方面的讨论。
FT中文网：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是导致气候相关项目难以撬动私营部门资金进入绿色投资、填补减缓和适应资金缺口的一大关键难题。
如何提高气候项目的收益率或者调整资金承担的风险，来提高这些项目的吸引力？
梁锦慧：气候项目的经济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在能源转型中，太阳能技术和电池储能技术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90%。技术进步与规模效应将继续降低成本，使气候相关项目对融资和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此外，监管创新、协调以及价值链各环节的合作可以增强商业和经济论据。在年会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简报，讨论能源转型的商业和经济论据，详细阐述了这些杠杆。此外，世界经济论坛将发布一系列报告，详细说明自然积极转型路径的投资机会，重点关注海上风电、港口、矿业和汽车行业。
具体而言，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结合政策措施、创新金融机制和降风险工具以扩大和加速气候项目的部署尤为关键，因为这些市场可能缺乏吸引主要投资者所需的信用评级或资本市场深度。例如，尽管这些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但它们仅获得全球清洁能源投资的15%。
FT中文网：从欧盟近几年来逐步淘汰传统的燃油汽车、碳边境调节政策、新电池法等行动来看，一方面可以明确看到的是欧盟在气候议题上的雄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欧洲对于能源和供应链安全的焦虑，尤其在面对中国的电池、汽车和新能源出口商时。
您认为有哪些途径可以促进双方在技术创新和合规要求等方面的合作？
梁锦慧：全球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为有效应对这一危机，需要全球合作。世界经济论坛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促进对话，包括在达沃斯年会上，并支持各种倡议，以促进在许多全球挑战上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这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使命，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能源转型矿产保障”倡议（Securing Minerals for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itiative）作为一个全球多利益相关者平台，通过提高意识、召集参与者以及在三个关键领域促进合作，确保可持续且负担得起的矿产供应。这三个关键领域包括：促进政策对话以减少障碍、动员投资以弥合供需缺口，以及通过新技术和规模化路径加速创新。
另一个例子是“绿色贸易倡议（Green Trade Initiative）”，该倡议确定了贸易如何实质性支持向更绿色、更循环的全球经济转型的实际途径。论坛设有绿色贸易指导委员会，旨在揭示前沿问题、定义问题陈述并识别解决方案，结合来自行业的实际见解与政策专长。
由世界经济论坛创立的“全球电池联盟（The Global Battery Alliance）”是另一个例子，旨在汇集来自全球各地区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者，包括美国、欧洲和中国，共同创建首个电池护照，以提高电池价值链的透明度，并迅速扩展可持续、负责任和循环的电池价值链。
FT中文网：在特朗普总统重返白宫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的可持续投资基金和可再生能源企业面临了严重的市场波动，共和党主导的反ESG政策和法律显著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即使在欧洲，也出现了对ESG“洗绿”行为的强烈批评。
这些挑战是否反映了市场对ESG投资的长期信心正在减弱、转而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梁锦慧：以更可持续、包容和有韧性的方式开展业务对应对当今全球挑战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投资者追求的良好回报不仅不是尽管如此，实际上是由于所谓的绿色策略和实践所带来的。确实，创造长期商业价值需要关注财务和可持续性绩效。
例如，CEO气候领导者联盟的成员公司在2019-2022年间实现了10%的总绝对减排，同时减排强度下降了12%，同期实现了18%的总收入增长。减排曲线的弯曲与推动增长和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兼容的。
（注：CEO气候领导者联盟是一个由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倡议，作为世界经济论坛（WEF）气候行动平台的一部分，旨在推动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联盟成员共同承诺到2030年每年减少超过1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FT中文网：在COP29关于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的谈判结果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发达国家避免出资义务的意愿。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并努力筹集总计1.3万亿美元的资金，尽管如此新的NCQG将包括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资金，并鼓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自愿提供资金。
在谈判屡屡陷入僵局、全球气候合作受到挑战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创新性的工具或者机制能够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确保公平和有效分配气候融资？
梁锦慧：气候和自然危机挑战了我们作为全球社区以团结、雄心和效能共同工作的能力。没有全球合作，就没有健康的地球。
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缺口凸显了向这些经济体提供所需资源和变革性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混合融资、碳市场和绿色债券等创新融资机制可以帮助将倡议催化为可银行化的机会，并使私人资本介入并扩大资源规模。
然而，仅有资金是不够的，有效的策略必须配合降风险策略、强有力的监管和政策框架以及跨部门合作。明确的治理和可衡量的结果对于将财务承诺转化为切实进展至关重要，从而增强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