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克里斯汀・卢尼（Kristen Looney）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与政府学副教授，专攻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著有《为发展而动员：东亚农村现代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0 年）。她拥有韦尔斯利学院中国研究学士学位、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
以下是访谈实录。
克里斯汀・卢尼（Kristen Looney）问：基于你的研究与实地观察，除农村经济结构转型、食品安全需求以及粮食自给自足目标外，中国农业现代化还有哪些易被忽视的深层驱动力？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具备哪些核心优势，在全球布局时又面临哪些主要障碍？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卢尼：中国农业转型的结构性动因十分明确：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城市消费结构升级，以及保障食品安全与粮食自给的政策目标。不过，农业规模化经营推进过程中，一个未被充分重视的因素是其他经济领域增速放缓——以城市房地产市场为代表——促使城市资本转向农村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另一被忽视动因，是企业间在国内土地资源与市场份额上的激烈竞争，这推动企业向更远的市场投资，例如俄罗斯远东、中亚及东南亚等周边地区。这种由竞争驱动的出海行为本身就是一股独立力量，与政府的鼓励或扶持政策并无直接关联。
部分（并非全部）农业龙头企业为国有企业，它们在海外扩张时可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但多数研究该领域的中国学者认为，出海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本人研究也证实，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业务的部分中国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几乎未获得中国政府的帮扶。
问：中国农业跨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遭遇安全审查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中美双方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化解审查困境，推动农业投资领域的良性互动？
卢尼：中美在农业科技领域的合作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民国初年，双边农产品贸易往来的历史则更为久远。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前后，也是两国农业贸易与合作高度密切的时期。
但2013年中国双汇/万洲国际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一事，标志着农业至少在美国一侧成为双边关系中具有争议的安全议题。此后，美国对中国在美农业投资的审查不断加码，审查范围超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范畴，延伸至州和地方政府的正式审查及非正式政治否决。
美方的常见担忧包括：中国企业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联系紧密；收购的美国农田可能紧邻美军军事设施；中国存在窃取受保护先进技术的潜在可能，从而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甚至更严重地，研发作物病害等生物武器，危及美国经济与粮食安全。
遗憾的是，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此类风险普遍存在，美国仍转向对中国农业投资实施全面禁令，这也让美国错失了投资可能带来的就业扩张、贸易机遇等潜在收益。美国更应采取逐案审查而非一刀切禁令的方式，这对改善双边关系也将大有裨益。
问：中国对非农业援助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在落地实施中面临哪些障碍？这对非洲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升粮食安全保障具有何种现实意义？
卢尼：研究中国对非投资的学者总结出以下几大趋势：
1.中国早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便已在非洲农业领域开展投资；20世纪70年代，多数非洲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台湾地区随即终止对非援助，中国填补了由此产生的发展援助缺口。
2.许多非洲国家选用中国农业机械与技术，原因在于其价格相对亲民，且适配当地小规模农业生产模式；相较之下，它们普遍认为西方大规模农业模式与自身国情并不契合。
3.中国对非农业投资的实际规模，往往低于媒体报道与官方新闻稿披露的数据，这表明出于各类政治原因，相关报道可能夸大了中国在非农业活动的规模。
4.中国投资带动的非洲农业增产部分，大多供给非洲本地市场或销往全球市场，并非必然流向中国市场。
5.最后，中国农业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而非非洲或拉美；后两个地区之所以更受关注，多是源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相关的长期历史争议。
问：在美国，中国企业购地行为“安全化”背后，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认知和安全偏好上存在哪些差异？当前中国企业在美国购置农田面临哪些具体障碍？
卢尼：美国农业部联邦层面官员对这一问题的担忧，远低于国会民选官员以及州、市、县各级地方民选官员。从整体来看，中国持有的美国土地占比微乎其微（在全部外资持有土地中占比不足0.03%），且大部分土地收购源于2013年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收购案。
尽管如此，美国政界仍将中国“威胁”美国粮食供应的论调放大，多数州议会即便未正式通过，也纷纷提出立法提案，禁止中国农业企业在美投资。
受此类禁令影响，中国企业已放弃在美国购地计划，转而在其他地区寻找商业机会。这一趋势始于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在新冠疫情及其他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企业眼中，美国市场已对中国农业投资关上大门。
一个典型案例是阜丰集团在北达科他州拟建玉米加工厂项目。该交易最初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却在2023年遭否决，原因是一名美国空军官员称项目选址距军事基地过近，存在安全风险。
问：特朗普政府的“再工业化”与全球引资计划，对美国农业及农村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你认为中美在农业领域还可进一步拓展哪些合作空间？
卢尼：美国农业部门因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遭受重创，核心原因是失去了大豆出口的主要市场。美方为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对工业品加征关税，反过来导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高额关税。
中国最终并未达到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农户期望的农产品采购规模，反而将进口来源多元化，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转而主要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采购农产品。
美国中西部地方官员与各类农业行业游说团体，迫切希望重启对华农业合作，但受制于美国整体政治环境——当前美国政界对中国充满猜忌，甚至公然敌视。
问：基于你的研究，你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哪些新变化？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乡村治理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体现？从市场与政策层面来看，农业现代化仍面临哪些深层挑战？
卢尼：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先进农业机械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农用无人机技术；同时，中国在耕地、森林与水资源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老龄化，以及土地制度等因素对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制约。
中国政府正试点多种发展模式：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在农业各环节尽可能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发展农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与小农户合作（部分情况下替代小农户）。
当前持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不完全排挤小农户的前提下，完成向现代化、规模化农业的转型。简言之，核心诉求是实现可持续、公平的发展。
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仍有数亿农村人口以农业为生。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目前在推动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