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9日的欧洲议会选举和即将到来的6月30日和7月7日的法国议会选举之间，法国似乎回到了传统的模式：左派对右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进步派”对“法西斯主义者”。自由派中间派，即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选民基础，似乎已经崩溃，前戴高乐主义政党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也是如此。
在左翼，虽然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在6月9日有所回升，但政治舞台主要被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领导的激进且声音洪亮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所主导，该党紧随社会党之后。同时，绿党(The Greens)对左翼的支持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最大的地震级别的改变，是极右势力的前进。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联盟（RN，前身为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法国选民31.5%的支持，再加上更激进的由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领导的再征服党(Reconquête)，得票率为5.5%。
发生了什么？2017年，马克龙将中右翼和中左翼团结在他的新政党“前进党”（En Marche，现名“复兴党”(Renaissance)）之下，分裂了社会党和共和党，从而赢得了总统职位。这两个政党从未真正从其温和派的劫持中恢复过来。
勒庞(Le Pen)的RN在民意调查和选举中的崛起给人一种法国社会正在向右倾斜的印象，这种模式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共鸣。因此，马克龙没有坚守中间立场，而是在社会福利、移民、伊斯兰和公共秩序等方面采取了更加右倾的政策；他还赞扬爱国主义，并承诺在学术界抵制“唤醒主义”。他只在女权和性别问题上保持自由主义立场，将堕胎权添加到宪法中。
这种变化使得共和党在勒庞的RN和马克龙的政党之间陷入了困境，但并没有从右翼为马克龙带来新的选票。从理论上讲，仍然存在一个中间选民群体，如果我们将社会党的得分与复兴党和共和党的一半相加，粗略地说就是亲欧洲选民：在欧洲选举中，他们共占了30%以上。但是马克龙个人和自恋的管理方式使得重建这样的联盟几乎不可能，他的政党现在正在崩溃。
我们正朝着总统与敌对多数派之间的“共治”走去。唯一的问题是勒庞的RN是否有足够的人数来强行提名其候选人担任总理，还是法国国民议会将陷入混乱。
与此同时，左派正在对抗法西斯主义。它通过组建一个“人民阵线”来对抗极右派，该阵线团结了社会党、不屈法国、法国共产党和绿党。然而，这个联盟却激怒了许多中间派，他们因为梅朗雄支持巴勒斯坦人和多元文化主义而憎恨他，并且他们更希望呼吁组建一个“共和阵线”(Republican Front)，以排除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极端分子。
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已经不再适用。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年轻人不再关心历史。此外，反犹太主义的指控——传统上是对极右派的呼吁——现在也被用来指责极左派。在反犹太主义斗争中的知名人物塞尔日•克拉尔斯费尔德(Serge Klarsfeld)宣布，他将投票给RN而不是不屈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如阿兰•芬克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为了捍卫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教，从左转向右，并表示他会考虑投票给马琳•勒庞以阻止不屈法国上台。
如今，许多温和派选民更害怕梅朗雄而不是勒庞。媒体中正席卷一股抨击梅朗雄的浪潮，这股浪潮由拥有众多报纸、杂志和电视频道的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所推动。尽管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加入了左翼联盟，但梅朗雄的激烈言辞并未对联盟有所帮助。奥朗德因其执政时的温和和低调形象重新获得了人气，这正是他当权时不受欢迎的原因。
2002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吸引了左翼选票，击败了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此时“共和阵线”的概念被用来团结跨越政治分歧的人们，目的仅仅是为了保卫国家及其机构。但在那个时代，不同的政党认为自己植根于共同的历史，并且与地方政治有着深厚的联系，在地方政治中，妥协和与对手的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当希拉克借用选票击败让-马里•勒庞时，“共和阵线”团结了人民。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情况已不再如此。在六个还算数的政党中，有四个（再征服党、RN、复兴党和不屈法国党）是按照民粹主义的政治理念运作的（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直接向“人民”发出呼吁，同时通过亲信、家人和代理人的支持来统治自己的政党）。
只有共和党和社会党看起来像传统政党。但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一情况在6月11日发生了变化，当时党主席埃里克•西奥蒂(Éric Ciotti)未经任何人咨询便宣布与RN达成协议。在与党内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对峙后，他关在办公室里，通过窗户向记者发表讲话——这是对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电影中墨索里尼的荒谬模仿。
尽管是对手，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希拉克都被视为保护法国机构的负责任政治家。继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2007年至2012年任总统）的趋势后，马克龙试图绕过这一传统，任命商人担任外交或学术职位，并聘请私人咨询公司执行原由公务员完成的任务。这种对“深层国家”的蔑视也体现在对传统政治的蔑视上。马克龙从未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政党，候选人由总统周围的小委员会挑选，而非地方层面。
“民粹主义”不仅仅是来自极右翼的威胁。它是一种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方式。尽管存在自负和争吵，但这种趋同性也解释了为什么RN进入政府可能不会带来完全的破裂，而是会加剧在马克龙领导下已经显现的趋势。
RN的强劲表现似乎符合欧洲的趋势：选民向右倾斜，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这种支持主要有两个方面：普遍对移民和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敌意，以及对全球化和欧洲的拒绝，更倾向于保护一种“生活方式”，不论这个标签下包括什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多是偶然的而非结构性的。
媒体和政治家认为移民问题对RN所获得的支持至关重要——根据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65%的法国人认为欢迎更多移民是不可取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们没有投票给再征服党，这个将反对移民和呼吁“返乡”置于议程首位的唯一政党呢？在欧洲选举中，泽穆尔的政党刚好超过了5%的门槛，从而进入欧洲议会。对RN的投票比仅仅是反移民的反射更加复杂。
马克龙第一任期内的黄马甲运动体现了当前对RN支持的反建制层面：为维护某种生活方式而战。黄马甲运动并非种族主义，也不特别反移民。它的目标是当权者的傲慢。它抗议的是惩罚性的环保主义、对汽车使用的限制、公共交通的衰败、大城市与偏远地区生活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RN的许多计划与不屈法国的计划相差无几：降低退休年龄、高速公路的国有化（再次强调使用汽车的自由）、对布鲁塞尔官僚主义的敌意。
对伊斯兰教的敌意在极右翼选票中起了什么作用？由于欧洲许多移民是穆斯林，而大多数穆斯林是移民后裔，这两个问题往往会混淆。然而，在北欧和西欧国家，穆斯林人口已较为稳定并拥有公民身份。因此，关于伊斯兰教的辩论已超越了移民问题的讨论：民粹主义者声称要抵抗社会的“伊斯兰化”，并捍卫民族身份以对抗这种伊斯兰化。
二十年前，我在我的书《全球化的伊斯兰》(Globalised Islam)中探讨了移民穆斯林文化的变化，以及新一代年轻穆斯林如何试图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重新塑造伊斯兰教。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构建一个更自由或“开明”的伊斯兰教，而是要关注信仰的标志。例如，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中，食物应该是清真的，很少有人会去检查。在西方社会中，清真的标准需要明确定义并明确表达，因此需要可见（带有特殊标签）。如果一个穆斯林女性选择戴头巾，这是对信仰和身份的直接标志，使伊斯兰教在法国社会的核心可见。
一个反对“伊斯兰化”的广泛联盟逐渐形成。右翼包括反对移民者和怀念天主教法国的人；左翼则是世俗主义者，他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新的“愚昧主义”。许多女权主义者（例如伊丽莎白•巴丹泰(Élisabeth Badinter)）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也将伊斯兰教视为对性别平等和同性婚姻法律突破的威胁。反对LGBTQ权利的保守天主教徒没有加入这场斗争，但他们以十字军祖先的视角看待伊斯兰教。2012年至2016年间的恐怖袭击帮助这两股力量融合。
法国从未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摇篮，但自由的空间却明显在缩小。
在这样一个联盟之外，还有一个大问题。它是反对伊斯兰教的什么立场？是基督教还是自由价值观？是巴黎圣母院还是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是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还是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
尽管欧洲的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反对伊斯兰教和移民，但他们对于如何定义他们所倡导的欧洲价值观并不一致。事实上，如果他们想要推广保守主义价值观，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并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寻求捍卫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正如左翼世俗主义者所做的）：在欧洲，最好的例子就是荷兰的威尔德斯。马琳•勒庞承诺不会推翻关于堕胎和同性婚姻的法律，并且并不以恐同著称。
在个人生活中，西欧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并不体现传统价值观。他们的选民也不愿放弃性自由和宽容。提出回归宗教规范计划的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失败。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试图通过立法实施基督教规范长达八年，但在2023年的选举中因堕胎问题而败选。同年，在西班牙，反对堕胎、同性婚姻和加强反女性杀害法律的民粹主义政党呼声党(Vox)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了2.7%，而其右翼盟友人民党(Partido Popular)则获得了12.3%的增长，该党曾投票支持同性民事结合。
基督教右翼政党的失败和民粹主义者在推广传统价值观方面的谨慎，有一个简单的解释：选民转向右翼并不反映出回归这些价值观的愿望。在所有方面，无论好坏，我们的社会都是自由的：性自由、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受到珍视。欧洲的民粹主义者大多是世俗主义者。这里没有对牺牲、死亡和荣耀的迷恋。分裂美国的“文化战争”在欧洲没有效果，只有少数例外（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或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至少在他的演讲中是这样，因为匈牙利社会在社会风俗方面与其他国家一样自由）。
在当前欧洲政治格局中，法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世俗主义的作用。最初，这只是一个关于政教分离的法律和宪法概念（1905年著名的政教分离法）。但在1989年的“头巾事件”之后（三名已经融入社会的女学生决定戴着头巾进入中学，结果被开除），伊斯兰教开始被视为对世俗主义的主要威胁，世俗主义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而是成为了一种民族文化。世俗主义从一个法律原则变成了一种身份标志。
自那以后，保守的右翼——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他们经常试图限制世俗主义的使用，以便为天主教学校提供更多空间——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坚持法国的基督教身份，要么支持世俗主义作为遏制伊斯兰教的最佳工具。除了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徒外，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捍卫世俗主义。如今，从马琳•勒庞到社会党的右翼，再到共和党和马克龙，普遍认为应该强制实施世俗主义以阻止伊斯兰化。在共治的情况下，应该牢记这一特定的共识：马克龙和勒庞确实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
在价值观上的分歧表明，法国存在三个截然不同的选民群体，而不是法西斯极右派与进步的人民阵线的对立。第一个群体是反动的、保守的基督教右翼，他们既反对穆斯林，也反对进步派，渴望取消1968年后的文化革命，但已几乎变成了一个邪教。第二个群体是极左派，包括多元文化主义者、反殖民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他们在大学中有很高的代表性，提倡被压迫者的宗教自由，但对基督教不太开放。第三个群体是广泛的世俗主义者，他们将伊斯兰教作为目标，不管其敌意的历史根源如何，从RN到中左派，他们捍卫所谓的“法国生活方式”。当然，可以有人反对说，最后这个联盟在民主、言论自由、欧洲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只要极右派不掌权，这些分歧就不会发挥作用。
近年来，从2012年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任命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为内政大臣开始，到今年为止，任何形式的异议表达，无论是黄马甲运动还是激进生态主义者，以及穆斯林宗教实践的公开表达，都遭遇到了更加严厉的当局回应。我们目睹了对示威者的暴力镇压，不守规矩的年轻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死亡事件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种我称之为威权教育政策的建立，以强制推行共和国的价值观。
法国从来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摇篮，但自由的空间明显在缩小。如果马琳•勒庞掌权，情况肯定会变得更糟，尤其是在她上任之初：警方会认为，他们开枪的权利不再受到限制，一些自封的义务警员会突袭心怀不满的郊区，或者打击左翼分子的温床。
尽管如此，由勒庞领导的政府将寻找与其他政治力量及有时意想不到的人物合作的机会，并坚持捍卫世俗主义。在经济问题上，面对商界的压力，该党将不得不回归预算正统。同时，将有一批机会主义者加入。鉴于党内干部缺乏经验和专业性，这些机会主义的技术官僚、知识分子、记者和政治家将成为所需之人。勒庞将控制其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以免失去新获得的尊重。即便如此，竞争和纷争仍将爆发。许多新当选的地方干部将陷入腐败。由勒庞领导的政府将试图控制司法机构，将主要受资助的文化界转变为娱乐企业，并试图将大学“去觉醒化”(dewokise)。
但在试图对伊斯兰教实施专制的世俗主义时，RN只会加剧马克龙已经在推行的趋势。他允许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创造了一个类似默多克的主导媒体空间，并且在议会多数成员的支持下，对学术机构发起了攻势。简而言之，马克龙已经开始削弱法国的机构。没有理由他不能与玛丽娜•勒庞共存。她会把国宴和官方旅行留给他。他会让她来执政。可能会更糟糕……
奥利维耶•鲁瓦(Olivier Roy)是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所(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教授，也是《文化危机：身份政治与规范帝国》（赫斯特出版社）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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