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外企来说，在中国做生意可谓愈发艰难。一个围绕中国市场的“误解”，也逐渐被戳破。
欧盟在华企业曾以为，在中国营商面临的复杂境况是新兴市场的“成长之痛”。然而，随着今年以来营商风险不断增高、回报降低，许多投资者不得不直面现实挑战，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规划。
不算诸如几年前就在大规模闭店、调整供应链的法国家乐福超市等欧企，经过新冠疫情期间人员与物资国际交往的阻断后，更多在华外企不仅没有迎来如过去黄金时代一般的复苏，甚至很多主动地布局隔离或避开中国市场的防风险措施。例如，新近发布iPhone16的手机制造商苹果公司已经将一部分产能转移至印度，而这同一款产品里的主打功能“苹果智能”却需要以本地AI合作供应商方式呈现，且会晚于其他市场至明年才能推出。以往在发往全球各地的大部分苹果设备包装盒上，你都会看到“美国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标示，但这种习以为常的印刷“惯例”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欧盟商会(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9月11日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2024/2025》中透露，今年直接调查得到的结果是，44%的成员企业对在华经营的盈利前景感到悲观，达到了历史最高值。部分中国欧盟商会会员企业开始在华建立孤立于全球体系的供应链和运营，并将计划投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转至其他市场，以提高供应链韧性，利用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防御潜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
前段时间IBM公司作出决定，将收缩裁撤在中国的研发团队规模，这一引发轩然大波的举动与多数外企的决策思路一致；不过，也有外企高管诸如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Ola Källenius)在本月高调访华，表示将继续向中国市场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也表示，有两成多的企业布局了撤离，但同时也有两成多的企业试图进入中国，这涉及到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整体问题。
外资对中国市场前景看似矛盾的判断，在境外对中国直接投资(FDI)数字上也有体现。在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9415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但在四年后，中国202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规模仅增长至约1.1万亿元人民币，比疫情深处的2022年还下降了8.0%。不过，在华投资的企业有减也有增，中国商务部报告称法国和英国去年的对华投资增长都超过了80%。要是换个角度来看，实际上迄今中国获得外商投资的规模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最近两年出台的多项政策释放了一些积极信号，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解决外资企业面临的相关挑战。就在9月8日，中国发布了将于11月起施行的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只是，外资对此行业领域是否感兴趣仍有待观察市场的反应。近来得到外企最多关注的政策，还要数202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意见》发布一年至今，政策文件中列举的重点举措落实进展有限。欧洲企业目前最主要的期盼，是能够有机会进入中国政府的公共采购名单。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直言，“越来越多的公司表示其在华业务已达临界点。诚然，中国潜力巨大，但是目前的局面亟须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实际行动，而非行动方案。”
为了解当前外资眼中对华投资的实际问题，FT中文网《i听粉》播客专访了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彦辞，讨论如何才能重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商业信心，重塑中国作为国际投资首选目的地的地位。以下为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彦辞(Jens Eskelund)FT中文网：您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多年，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多个阶段和政策变化。中国在疫情后推动恢复对外开放经济的努力，在您看来可以如何解读？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彦辞：我认为，现在中国也意识到需要全球合作来重新激发本国经济的活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众所周知，中国的内需相对疲软。我们看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现状，曾经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如今未能像过去那样贡献增长，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因此，中国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口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以及对全球的依赖，在疫情后相较以前有所增加。
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尚未见到实质性的市场准入或监管壁垒的变化。我们的调查显示，58%的会员企业表示，由于繁文缛节和市场准入限制，他们的业务遭受到损失。我们认为，这一比例过高，令人担忧。
过去，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对未来发展充满乐观，欧洲企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然而，现在我们看到国内需求增长低于预期的情况，同时制造业投资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随着制造业增速超前于消费增长，企业可能会面临利润率受压、市场份额缩减的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新增产能，但并没有相应的需求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能力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事实上，只有15%的会员企业对未来两年内的盈利能力持乐观态度，这是我们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FT中文网：我们看到中国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在本月早些时候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比如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但是，您是否认为这些努力具有真正的变革性，还是说会基于以往经验对此持谨慎态度？
彦辞：的确，你所提到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那份知名的“负面清单”。但老实说，目前负面清单并不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真正让我们担忧的是市场准入。与中国企业在欧洲市场享有的法律保护不同，欧洲企业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合法保障的公共采购市场准入。中国尚未签署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因此我们仍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中国的公共采购。而公共采购是中国总消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无法参与其中，这将成为一个障碍。因此，相比制造业的限制，市场准入的限制才是我们会员企业的主要关切。当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最重要的担忧仍然是中国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中国经济的整体状态。
FT中文网：从您的独特视角来看，您是否认为中国当前的开放与早期的改革阶段，如加入世贸组织时，有相似之处，还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彦辞：中国在2001年12月11 日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为了顺应世贸组织的要求，中国修改了约20万条地方和中央法规。我们很快见证了“全球化加速”带来的效果，中国的贸易额连续多年以20%到30%的高双位数增长。
FT中文网：那是个黄金时代。
彦辞：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需求方面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被充分利用。但我们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与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样大胆的改革，那时通过大规模的监管变革，真正改变了欧洲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条件。我们在2013年的三中全会公报中看到了一些方向，提出要发挥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承诺即便全球化逆转趋势加剧，中国依然会保持对外开放；去年出台的24条措施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全面落实这些措施，真正显著改变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能力。
FT中文网：欧盟商会刚刚发布2024/2025年度的立场文件，其中强调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切，并继续提出了超过1000条改善建议。您能否分享一下今年立场文件所关注的主要挑战，以及欧洲企业最希望看到的关键改革是什么？
彦辞：我之前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公共采购的准入。中国商务部传递了令人鼓舞的信息，称在中国生产的欧洲企业子公司应当能够参与公共采购。但目前我们仍不清楚“中国制造”这一标准的具体含义。此外，我们的一些会员企业反馈，即便他们已经将制造、研发和纳税转移至中国，有时仍然被排除在公共招标之外。因此，这个问题需要明确解决，确保欧洲企业能够真正参与公共采购。
知识产权是另一个重要领域，尽管我们的企业普遍认可中国在法规上的改进，但在具体执行层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有时，知识产权法院可能缺乏必要的技术专长来做出决定；而对于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可能还达不到法院受理案件的门槛。
我们还观察到，在中国的一些平台上，假冒商品的泛滥依然存在。虽然有些平台在确保只销售正品方面做得比其他平台更好，但这表明，仍然有可能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仍有广泛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改进，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能够提高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信心。
FT中文网：您认为最近负面清单减少到 29 项，其中含有的开放制造业和医疗保健行业的计划，是否与欧盟商会文件中提出的期望相符？这些领域是否有可能成为欧洲企业未来在中国发展的关键？
彦辞：对于您提到的这些特定领域的开放以及负面清单的削减，我们还需要观察企业的实际反应，才能得出结论。如果这些措施在具体层面上有实质性的影响，并且能够真正为我们的会员企业带来更多机会，那么它将是有意义的。目前，相关的会员企业仍在试图理解这些变化，以判断这些措施是否能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各方能明白，我们递交这份文件的初衷是积极且建设性的贡献。我们在中国有着与中国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提出这些具体建议，是希望中国能够采取措施，释放欧洲企业参与中国经济并作出贡献的全部潜力。这些建议是建设性的，尽管数量很多。
我们今年有50个工作组、子工作组和论坛，这些建议是经过长期坚定的基层工作得来的结果。我们直接询问了每天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会员企业，他们认为哪些方面需要改变，才能充分发挥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潜力。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被以积极的态度接收并看到，欧洲企业确实希望进行对话和发展，中国应该重视这些建议。
FT中文网：许多在中国成功运营多年的欧洲企业现在正在重新审视其在华战略。哪些行业受到这种“战略反思”的影响最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彦辞：我认为，疫情让一些企业真正意识到它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知道，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出口来自中国，而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又来自长三角地区。2022年春季，上海封城80天，对供应链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认为，这一经历让大家更加关注供应链的韧性，有时将所有资源集中在一个市场上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看到76%的会员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在评估供应链的韧性。如果发现问题，就会着手解决。
另一个问题当然是贸易摩擦、关税等问题。企业预期这些问题在好转之前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此，企业的应对措施之一是在中国的企业逐渐加强中国本地供应链的垂直整合，可能将一些制造环节从欧洲或其他地方迁移到中国，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可能会考虑将依赖中国的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移出中国。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一种“分割效应”，企业根据其脆弱性，在不同地区实现供应链的本地化或外迁化。我们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即出现了更加明确的供应链，一部分专注于中国市场，另一部分则服务于全球市场。
当前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企业开始质疑中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其利润竞争力。在我们三个月前的《商业信心调查》中，仅有15%的会员企业对在中国的利润持乐观态度，而71%的会员企业认为它们在中国以外的市场获得的回报会更好。当市场准入问题困扰存在和其他市场的回报竞争力提升时，企业就开始问自己：中国是否仍然是我们的首选市场，或者我们应该考虑其他市场？尽管中国仍然是对欧洲企业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但它不再是欧洲外商直接投资的无可争议的首选目的地。我们开始看到其他竞争国家正在变得更具吸引力，中国的这一地位正在被逐渐削弱。
FT中文网：如果中国静观其变，情况会不会恶化？
彦辞：按照目前的趋势，情况可能会恶化，但我们也认为中国政府有能力与欧洲企业、欧盟以及相关监管机构合作，找到缓和这些负面影响的方法。
此外，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本身也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我们现在看到，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需要重新审视这些制造业投资是否真实合理，是否有市场需求来支撑。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并采取行动。
FT中文网：您认为中国要采取哪些政策变化，才足以显著改变当前的趋势？
彦辞：我们认为，应该更加关注支持需求侧，并确保资本分配的方式不会进一步加剧我们会员企业反映的产能过剩问题。42%的会员企业表示，他们正面临中国产能过剩的影响，另有20%预计未来将出现行业过剩的问题。因此，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消费增长尚未跟上时，继续向已经在多个行业中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投入资本？这涉及到供需两方面的平衡。
我们还认为，在市场准入和减少繁文缛节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出改进。58%的会员企业表示，他们因为遇到监管障碍而在中国市场上失去了商业机会。这个比例相当高，这表明在去监管和市场准入方面，中国还有更多可为之处，以释放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发展的潜力。
FT中文网：我们知道今天的企业都广泛面临一些难题，诸如严格的网络安全法、数据流动限制以及政治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欧洲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意愿，尤其是当中国的准入开放更多面向自身所需的行业时？
彦辞：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我们已经在某些领域看到，中国的安全法规为企业，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数字硬件领域，带来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外国组件和设备正被国产替代。如果你所在的行业与中国的国家安全相关，企业会越来越多地问自己，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是否还能继续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我的产品？如果不能，那么在中国进行额外投资是否是正确的决策？许多企业现在处于观望状态，试图评估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的未来机会到底有多大风险，尤其是当他们所在的领域被中国政府视为战略性行业时。我们向中国政府的建议当然是，越早建立清晰的政策方向，越能让企业有明确的前景，尽早做出是否继续在中国投资的决定，理想情况下，是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FT中文网：中国正在积极寻求新的投资，您如何评估中国对欧洲投资，特别是对那些新流入资金的真实态度？
彦辞：是的，我们看到，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我们常常感受到他们非常热情地欢迎投资。我们的会员企业也反馈说，如果在市级层面提出任何能够创造税收、经济活动或就业的项目，通常都会受到热烈欢迎。我认为我们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尤其是在涉及安全法规等方面，这让一些企业对是否选择中国心存疑虑。但在地方层面，确实有一种被欢迎的感觉，主要是一些国家层面的担忧影响了基层决策过程。
FT中文网：我们也看到，欧盟最近在其经济战略上转向“去风险”，并且像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等人还倡导对欧盟的产业政策进行全面改革。您如何在欧洲在华商业界的长期利益与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内部呼声之间取得平衡？
彦辞：首先，现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尤其是欧洲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这一点多年来都非常明显。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之后已经明确提出，自主可控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无论是技术、食品还是能源领域，中国都希望提高自给自足的能力。我认为欧洲不会走得像中国在自给自足方面那么远。欧洲可能会参考美国和中国的做法，但我不认为欧洲会采取像中国那样的措施。我们认为中欧之间应该进行讨论，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自给自足，欧洲是否还应继续向中国提供不受限制的市场准入？
FT中文网：现实是，许多西方国家继续限制外国投资进入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您认为中国的做法是否反而可以说是在向全球标准靠拢，还是对欧洲企业构成了独特的挑战？
彦辞：目前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各类限制性法规的泛滥，而我们希望看到的其实是更高程度的法规趋同。这不仅是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对话，也是我们与欧洲和其他地方政策制定者的讨论。如果全球各地不断出现不同的法规，这对生产效率是极大的毒害。因此，您会发现，外国企业可能是监管协调最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这不仅是给中国的建议，也是给全球各地监管机构的建议。
FT中文网：最后一个问题，展望未来，您认为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哪些领域最有机会？
彦辞：实际上，我们认为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存在广泛的潜力。众所周知，中国在去碳化和清洁技术领域的努力为合作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此外，中国规模庞大，在多个工业领域实现了效率提升，因此在谈到中国时，很难只局限于某些细分行业。我们认为，几乎任何行业都应该认真考虑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编辑邮箱dong.lin@ft.com
会员读者及其朋友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音频助理“i听粉”/“小麦”（也可搜索微信名audio_FTChinese）为好友，加入“i听粉”音频读者讨论群，群内环境由群友共同维护，请遵守群规和法律法规，FT中文网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
扫码入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