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加拿大总理卡尼受到的关注和尊敬程度超过特朗普。这来源于他发表的那个振聋发聩的演讲。该演讲被一些人称为近年来最杰出的演说。卡尼在演说中坦率承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死”，中等强国要直面世界本来的样子，“活在真实中”，如果不想成为菜单，就必须共同行动，联合起来，在大国竞争的世界里，“开辟一条有影响力的第三条道路”。
卡尼的演讲好比一声惊雷，炸响了世界。人们并非不知他指称的现实，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像他这样完全不加掩饰地道出世界真实运行的底层逻辑，尤其是他呼吁“中等强国必须联合”，戳中了这些国家的痛处。比起大国和全球南方的中小国家，中等强国因为处于夹层，对世界的变化感知更敏锐。病灶不在于全球化正在结束，而在于全球化的规则正在被大国抽走，剩下的只是一套可以随时改价和撕毁的交易关系。在这样一个结构里，大国有足够的工具把代价转移出去，但对卡尼称之为“中等强国”的这些国家来说，它们既不甘心当附庸、又没有能力单干，这才是这些国家真正焦虑的地方。
卡尼将加拿大也理解为这类“中等强国”。他提“中等强国”，并不是要把国际社会重新分成三六九等，而是提醒它们，如果继续把规则当作自然背景，把美国当作稳定提供公共品的轴心，把市场当作不会被武器化的空间，那么它们迟早会发现自己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不是坐不上主桌，而是直接被写进菜单。
一些人也许会把“中等强国”理解成一个地理概念，将它直接等同于“地区强国”。如果这样理解，具有误导性。卡尼的“中等强国”更多是体系意义上的，例如，加拿大在北美相对美国当然不是强国，但在北大西洋—北美制度共同体里，它却是一个关键节点，其影响力不来自硬碰硬的力量对比，而来自制度位置、议题组织、联盟协同与规则倡议。欧洲国家更是如此。英法德意西在旧结构里是“大国”，但在今天的结构里，它们越来越像中等强国：安全依赖美国、市场依赖全球、技术与金融受制于体系规则，一旦强权把关税、制裁、标准、产业补贴当作常态武器，它们就很难靠单国能力抵挡这种挤压。所以，从体系意义上理解卡尼的“中等强国”，切合其本意，这类国家数量不少，资源也不弱，制度能力更不低，却缺乏终局定价权。
在卡尼看来，中等强国有几个气质特征，包括多边主义、战略自主、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以及按议题结盟的合作方式。多边主义在这里不是“相信规则”，而是“用规则当武器”，即当某个大国把单边工具常态化，中等国家若单打独斗，就会被逐个击破，只有把分散的力量重新组织成集体行动，才能把强权的任性变成需要付费的选择。战略自主也不是姿态，它的核心是拒绝被任何一方定价，拒绝把国运押在他国政治周期上，拒绝把“站队”当作唯一的安全来源。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不是中间路线的漂亮话，现实主义承认强权回归、承认安全压倒效率、承认秩序不会自动兑现；原则则要求在这种现实中仍守住底线，至少守住程序正当性与不可随意改写的边界。至于“按议题结盟”，几乎是这套设想能成立的唯一方式：中等强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同向，但可以在关键议题上形成组合，今天和你在供应链与关键矿产上结盟，明天和他在数字规则与技术标准上协作，后天和任何一个有需求的中等强国在贸易争端与金融安全网上互相支撑。这不是软弱，而是对差异的承认，也是对合作可执行性的妥协。
那么，卡尼为什么要在达沃斯论坛喊出中等强国的联合？要理解这点，需先把两种误读压下去。第一种误读是把它看成“第三极崛起”。第三极从来不是靠愿望产生的，它需要一个代表性力量，或者至少一个能供给公共品、号令成员、承担长期成本的核心。中等强国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加拿大不可能，澳大利亚不可能，韩国不可能；欧洲若要顶上去，也只能靠欧盟整体，但欧盟不是国家，意志并不统一，安全与财政能力更不可能像一个“极”那样集中。把中等强国联合写成“第三极”，等于把它写成一个注定难产的宏愿。卡尼要现实得多，他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心，而是一张更密的网：没有“极”，但有“节点”；没有统一指挥部，但有协同行动的底线。
第二种误读是把它视作“反美集团”。中等强国有大量美国盟友，尽管美国已经变得不可靠，但它们的安全与技术生态深嵌美国体系，一旦以反美为组织原则，内部立刻瓦解。卡尼的目标也不是推翻美国，而是把美国的单边冲动重新拉回规则成本——你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不能把秩序当成私产；你可以谈交易，但不能把盟友当成可随时开价的对象；你可以竞争，但不能把一切经济关系无限安全化。换句话说，他反对的不是美国的霸权，而是美国把体系公共品私有化、把规则工具化、把同盟交易化的趋势。中等强国联合如果要成立，必须把自己定义为“反单边胁迫、反秩序碎片化”，而不是“反某个国家”。
卡尼之所以要发出这样的动员，答案其实很明显，美国变得不稳定了。大国竞争从来存在，但过去的秩序还能运转，是因为美国总体愿意为规则承担成本，至少愿意维持盟友体系的可预期性。但特朗普式的政治把这种预期打碎，关税成为政治惩罚，制裁成为产业工具，领土与主权议题被拿来当谈判筹码，盟友也要“付费上车”。对中等强国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某一条政策，而是背后那套“一切可以重写，可以改价，可以今天承诺明天推翻”的逻辑。卡尼的“餐桌/菜单”隐喻，指向的正是这种新世界：不是被打败，而是被定价；不是被占领，而是被分拆；不是被迫屈服，而是被迫接受没有谈判余地的条件。
因此，他实际上的目的不是让中等强国“崛起称雄”——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而是让全球秩序的中间地带重新变厚。所谓“中间地带”，不是地缘中立带，而是一种结构性力量：它不取代大国，却能改变大国的行动方式；不掌握终局定价权，却能让大国的定价变得更困难；不终结强权竞争，却能让强权竞争更难零成本外溢。它的存在感不靠旗帜靠能力，能否在关键议题上形成多数，在制度层面写进程序，在市场层面创造替代，在危机时刻做出协调，如果能，表明这股力量成形，世界就不再只剩“美中两套重力场”，国家也不必被迫把所有选择压缩为“选边或受罚”。
卡尼的这套设想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能否实行，关键不在于道德正确，而在于结构可行。中等强国联合的优势在于，它符合各国对“降低不确定性”的共同需求；它不要求统一意识形态，只要求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形成可执行的共同行动。不过，它的劣势也同样明显：一旦压力上升，各国会倾向于回到双边交易，尤其是当强国愿意给出短期优惠时，“集体行动”就会被诱发出背叛。中等强国联合最容易失败的方式不是被谁击败，而是自我空转，例如，在会议与声明中团结，但在关税与制裁前各自妥协；在价值语言上坚定，但在成本面前迅速分散。要避免这种空转，就必须把联合从姿态变成能力——不是列政策清单，而是把协同行动做成一种可重复的机制，让成员即便分歧存在，也能在某些议题上不掉队。
总之，中等强国能否成为重要国际力量，答案不取决于它们能否“当第三极”，而取决于它们能否让世界不只剩两个中心。它们的“崛起”如果发生，只会发生在秩序层级，而不是权力层级——它们不会成为新的主宰，却可能成为新的约束。卡尼之问看似是在问“中等强国有没有力量”，其实是在问“强权时代还有没有可谈判的世界”。如果中等强国联合能把可谈判的空间撑大一点，就已经算实现；它撑不起来，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像强权想要的样子：一切皆可交易，而交易的代价永远由别人承担。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