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当美国总统停止对格陵兰挥舞大棒时，人们又一次宣称“特朗普总会临阵退缩”(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简称TACO)。也许他确实如此。但最终受害的会是谁？
对美国而言，“TACO”不过是丢点面子。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它构成一个战略两难困境。毕竟，如果外界可以指望美国总统在最后一刻收回威胁，那么针对美国进行对冲——这种对冲代价高昂——的动力就会相应减弱。为什么不干脆以静制动，等到他演戏结束？
换句话说，真正折磨人的正是“希望”。它会削弱人们迈向自给自足的决心。这可能会变成欧洲的悲剧。特朗普给予欧洲的支持不痛不痒：足以诱发某种程度的自满，但不足以让欧洲真正安全，不会受到敌人的侵略。尽管心怀怨恨，但特朗普仍未做出欧洲最担心的事情：永久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退出北约(NATO)，或确认如果欧洲遭到攻击，他不会履行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多年来，人们对美国在德国拉姆施泰因(Ramstein)的前沿空军基地的未来猜测纷纷，但该基地仍然存在。这些希望的微光固然珍贵，却也成为欧洲放缓迈向自立的借口。
不妨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欧洲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在军事上独立？首先需要筹集巨额资金——要么来自本来就不满的选民，要么来自已经被欧洲国家以令人震惊的程度利用的债务市场。即便资金到位，各国政府还必须协调国防采购，避免重复（更糟的是装备互不兼容），并像五角大楼这样的单一大买家那样，享受到规模经济效益。这可能要求一些自尊心极强的国家向境外采购，而不给本土承包商面子。在终于拥有军事力量后，欧洲还得就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武力达成一致。
这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理论上勉强做得到，但那将要求欧洲领导人和选民抱有极其强烈的危机感。问题在于，特朗普往往让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处于略微不到那种程度的心理状态——至于这是出于精心拿捏，还是因为容易冲动摇摆，需要另写一篇专栏文章探讨。
我承认，“情况还没糟到那个程度”是个不好论证的论点。但近年的证据表明，富裕而成熟的民主国家很难推行痛苦的改革——除非是在极端压力之下。只是在爆发乌克兰战争后，德国才决定重整军备，瑞典才决定加入北约。这就是政治、或许是人生的“第22条军规”：人除非是受到一场危机逼迫，否则不会改变，而在另一方面，没有人会期盼一场危机。
如果“希望”是问题所在，那么它并不止于特朗普。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上周宣告，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不会回来了”。谨慎的做法是假设他说得对，但欧洲仍然存在一些疑虑，足以引发道德风险。如果某个民主党人在2028年重返白宫，欧洲或许又能把重整军备的事情再拖延几年。英国首相或法国总统要通过加税或削减福利来筹措国防资金本来就很难。（德国总理至少还有借债的空间。）想象一下在美国略微缓解在军事上放弃欧洲的威胁之后尝试这么做的难度。一旦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总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说出“美国回来了”，欧洲各国首都拖延艰难决策的诱惑将会急剧加大。
即便现在，美国从“全面保护盟友”转向“全面抛弃盟友”的说法也有些像是漫画。更错综复杂的真相是：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对欧洲的承诺难以判断，因而难以进行相应的规划。人们会建议欧洲“做最坏打算”，武装自己。嗯，这么做取决于欧洲选民是否同意，而这种民意进而取决于选民是否确信美国的保护已成往事。哪怕存在一丝疑虑——每一次TACO都会助燃这种疑虑——欧洲选民也可能宁愿赌一把，也不愿承受“枪炮还是黄油”政策带来的眼前痛苦。
事实上，未来几年所有令人向往的地缘政治好消息——例如乌克兰实现和平，或者美国变得更友好——都更难让欧洲人相信，为了国防而牺牲其他利益依然是生死攸关的要紧事。近四年前乌战爆发之初出现的那股正义势头可能逐渐消散。这就是好消息的诅咒。
希望是一种折磨，彻底的危机至少能让人头脑清醒——这是关于人生的永恒真理，你会以为它出自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吊诡的是，最著名的表达来自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在1986年出品的公路喜剧电影《分秒不差》(Clockwise)中的台词：“不是绝望，劳拉。我能承受绝望。问题在于希望。”
这不会让这一真理减分。只要缺乏最极端的压力，富裕的欧洲老牌民主国家就是惰性动物。狼必须逼近门口；仅仅偶尔听到远处的低吼还不够。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