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EMBA排行榜上，凯洛格/香港科大商学院名列第一，复旦大学与华盛顿大学合办课程名列第七，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名列第15，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列第23。详情请参阅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全球EMBA排行榜。

随着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德巴德分校不再需要国家拨款，在财政方面自给自足，该校校长多拉基亚教授表示：“我们需要充分的自主权。”

专栏作家凯拉韦：也许我们不用对管理学研究摸不着头脑了。美国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传感器，号称可以把管理学研究带出黑暗时代。

专栏作家斯特恩：为什么聪明人会做出糟糕的决策？毫无疑问，集体思维解释了一些董事会之所以最终得出愚蠢做法的原因，而胆怯则可能会使更了解情况的人不敢说出想法。

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交易所会议上，有人向伦敦证交所市场总监高睿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伦敦证交所是否会绕过大经纪人，直接拉他们的客户。对这个问题，高睿谋怎么看？

公司酒吧是一个可以让同事们在午餐时扎堆，或下班后喝一杯之地。不过，就像众多业务一样，许多公司酒吧如今已外包给出去了。

德鲁克有句名言：多数我们称之为管理的东西，只会让人难以完成工作。伦敦商学院教授哈默尔以谷歌为例指出，未来的企业应该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死板。

专栏作家凯拉韦：爱尔兰足球队员史蒂芬缺席一场重要比赛，他的理由是“外婆过世”。不过，他的外婆很快就戳穿了这一谎言。职场真的难免撒谎吗？

《大规模职业生涯定制：当代非传统劳动力的配置》介绍了德勤美国公司的做法，即所有员工都根据自己及公司的需要，随时调整其工作和职业生涯规划。

专栏作家凯拉韦：度假10天后，我的收件箱里有543封邮件等着阅读。有人建议把所有的邮件都删除，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更讨厌的东西还会回来，而令人愉快的内容则可能一去不复返。

互联网分类广告公司Craigslist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的首席执行官巴克马斯特却不看重利润数字，对MBA更是嗤之以鼻：“我总觉得那套东西就是胡扯。”

斯隆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希贝尔：具有独创才能的尖端用户正在成为驱动创新的经济引擎，而这种转变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的创新经济。

FT中文网博主葵花籽：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市场和销售往往冲突不断，市场认为销售不力，销售指责市场支持不够。我在好几家公司里都见到这种情况。生意好时，大家都和平共处；生意陷入低潮，矛盾就暴露出来。

我手下有一个人搞得我快疯了。他工作一流，但总是发出嘀嘀咕咕的声音，坐姿也有问题，而且回答问题爱拐弯抹角。我已经尽量克服纯粹的个人好恶，但依然不喜欢他。我应该让他离开吗？
──地产高管，男，49岁

FT中文网与全球雇主品牌咨询公司Universum联合推出《你说动雇主了吗》有奖征文，欢迎读者投稿，写出找工作的面试经历，分享面试成功与失败的心得体会，字数以1000字左右为佳，截稿日期为10月12日。

谷歌是新一波创新浪潮的佼佼者，它的创新尝试包括著名的“20%的时间”，即让工程师每周有一天时间从事个人项目,目的是防止陷入创新能量衰减。在一些重要领域，变革的速度甚至让谷歌也赶不上。

专栏作家加普：美泰被送了上审判席，这家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不停地道歉，并保证会做得更好。美泰首席执行官坐在美国一个参议院委员会面前，遭受公开指责。但我们是否可以宣布美泰有罪呢?

当安然和世通丑闻宣告威权首席执行官时代终结时，媒体大亨康拉德•布莱克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应当为挥霍企业经费而担忧。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对我来说，去斯坦福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无需多想的决定。无论我实际上对整个过程有多么不了解，我还是凭直觉感到，这是明智之举。

格林斯潘担心的一大问题是，随着全球通缩因素衰减，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减少储蓄盈余并推升长期利率，美国经济状况将变得不利。但是，格林斯潘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谴责中国。为什么呢？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中国和前苏联加入全球经济，对世界价格产生了通缩效应。如今，全球化的通缩作用将开始减弱，而美国可能面临通涨。

我获邀参加一个颁奖晚宴，而且非常可能获奖。但我的丈夫很是看不起我的工作，并且厌恶这类场合，总是在这种场合出丑。我该不该冒险带上他？
──出版人，女，52岁

美泰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它于8月中旬召回1800万件在中国生产的玩具。这令许多西方跨国公司董事会感到警觉，促使他们重新审核自己的风险管理机制。

龙溪微微新书选载：挤啊，挤啊，真的是挤啊！咱在北京也不是没挤过招聘会，可还真没见过这么挤的！我被挤得都快窒息了，两手紧紧抱住装满了简历的大纸袋，生怕把我的“敲门砖”给挤坏了。

工作者出版社老板口述：从前，如果我的员工上班打瞌睡我会感到心痛，因为我希望员工努力工作。但现在，我信奉打瞌睡。为什么呢？

在伦敦商学院有一门叫做“创造与自我超越”的选修课，拉奥教授介绍道：“这门课程旨在让学生们想一想商学院里很少注意到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在工作中感到快乐？”

近期中国产品遭遇一系列“召回”。西方公司和中国供应商能采取哪些措施把好质量这一关？如果保证质量意味着提价，那么激烈竞争的企业应如何对付？

许多观察员称，跨国企业应该对中国产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它们把如此大比例的制造业务外包到中国，为了压价，给供应商施加巨大压力，却又没有对外包进行监督。

专栏作家凯拉韦：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作者史密斯说，富豪感兴趣的是想法，而中产感兴趣的是事儿；富豪慷慨，而中产慷慨不起。史密斯居然还讲了一个故事来支持这种说法。

专栏作家斯特恩：指标会扭曲人的行为，而从长期看来，很少是往好的方面扭曲。不明白为什么企业领导人仍然准备在这上面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