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里斯在其著作《贫穷的终结》中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20世纪遭受集团贫困，而在21世纪结束贫困的国家。他的理由主要是增长经济学家所熟知的“拇指法则”——如果所有的其他原因大致相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每年将会缩小2%，缩小的原因不是因为富国变得更穷，而是因为落后的国家能够动员资本和技术以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预言将会成为现实，领先全球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用自己先进的技术和全球资本配置，改变中国的贫困状况，推进中国的扶贫工作。
马云日前在日前举办的“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一周年”发布会上表示，阿里巴巴希望通过运用新的技术，塑造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农业，改变农民，改变农村，让贫困的地区的人民不仅脱贫，更要致富；不仅谋求自身的发展，还促进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的网络销售额超过了630亿元，孵化出2532个特色商品。
根据陈锡文2015年的研究，中国农业主要面临价格没有竞争力，生产成本高，依赖政府财政补助，对资源压力大等四大问题。阿里巴巴在重庆市奉节县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如何在改善地方农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上发挥作用。通过淘宝网销售大数据分析，帮助当地传统的脐橙种植户选择市场更广的优质果苗；基于大数据的订单农业模式，让当地农业可以有效地对抗市场波动风险；引入测土配肥、水肥一体化、农业物联网和植保飞防等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出的脐橙在口味、个头、甜度等方面更为标准化，好品质促使脐橙收购价显著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增幅明显。“目前这些农业技术都来自于我们阿里云的农业智慧大脑，”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执行秘书长孙利军告诉FT中文网，“未来我们会引进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我们的团队今年去了很多次以色列，未来将会有更为广泛的合作。”
据孙利军介绍，阿里在过去一年的脱贫实践中，投入了两百多名来自物流，大数据，供应链，营销，技术等各方面的工程师，深入到贫困县一线调研，共同研究当地的发展模式。“我们希望通过“一县一品”的模式，植入技术和大数据，通过完善当地的产品供应链和品牌输出，为当地的贫困农民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道路。”来自阿里的资料显示：阿里云IoT技术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被用于贫瘠土地改造，预计一年可以节省1550万立方米的水，节省水量相当于1.5个西湖。河北农村地区的村民可以在支付宝上预约无人机喷洒农药，每年可减少30%以上的农药使用，节约90%的农业用水。在陕西试点的“ET农业大脑”则可以分析果园浇水、施肥等数据，提出种植建议，可以帮助果农每节省管理成本超过200元，马云在脱贫大会上指出“随着技术投入的增加，中国的农业大有可为。”
图：2019阿里巴巴技术脱贫大会
在笔者看来，此次阿里的技术脱贫实践，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公益心的体现，与阿里自身的发展战略也十分契合。实际上，阿里巴巴已经在农业与电商的结合方面探索多年，从农村淘宝收货点，到搭建渠道平台形成产供销一条龙；从产业链下游的生产环节，到中游的物流，冷链一直到上游的销售品牌包装。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和技术不仅帮助贫困地区致富，而且有效的把控和提升了其平台上农业产品的品质和品牌溢价，迎合了近年来消费者对于健康品质生活消费需求，从而帮助基础农业实现升级转型。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可以预见，对于“安全”，“可追溯”，“品质”等农产品的要求，将是消费升级必然趋势。而阿里凭借技术、平台、数据的优势，通过与贫困县共同发展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不断改变，信息不对称的落后农业发展方式，让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逐步实现“有尊严的卖出去”；帮助当地农产品建立品牌效应，同时为阿里电商平台+线下零售提供了高质量、高标准的农产品；真正实现平台与农户共赢的良好生态。“我们认为企业的扶贫一定要与企业自身的特色相结合，阿里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将农村的物流成本从每公斤7元降到了2元，”孙利军说，“未来我们还将大力发展订单化农业，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技术赋能不仅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收入，还能够让扶贫更具体，更透明，推动更多盛会力量加入到扶贫工程中。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所有公民的责任。与国外众多的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扶贫在以往多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动社会力量。技术的加入，让扶贫这项抽象而遥远的工作变得更为透明和具体。例如，在蚂蚁森林应用上，你可以很容易通过平时的一些低碳活动资助贫困地区进行生态植树，通过手机app还可以实时追踪树的状况；如果你捐助了贫困家庭的保险，通过区块链技术，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每一笔钱都去到了哪个家庭，这个家庭的情况如何。技术的加入让扶贫的透明度大大增加，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的具体工作中，并且获得真实具体的成就感；而阿里本身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则为未来的社会扶贫事业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目前我们所有对入扶贫的投入中，有90%来源于社会，”孙利军介绍，“技术让脱贫更真实，更有温度。”
关于谁来扶贫，如何扶贫，国际上的争论颇多。威廉.埃斯特利在《白人的负担》中挑战萨里斯的观点，他认为“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班纳吉和迪弗洛则深入分析穷人在做具体决策中所遇到的困境，在《贫穷的本质》中强调了穷人在信息源获取、规划未来、所需服务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马云在脱贫大会上发言是对这些问题提出的一个很好的回应：首先，不但要授人以渔，还要造鱼塘。援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态，才能够真正的脱贫。其次，企业是左手，政府是右手，扶贫是政府的责任，致富是企业的责任，两只手配合才能做成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诸如地方规模化农业的建立，技术的普及等很多工作都需要政府端更有力地推动。从企业端来说，如何让客户为导向的市场策略、更先进的技术研发、因地制宜的产品设计，安全可追溯的生产流程这些企业基因、市场机制与政府工作更有效地结合，需要企业更多地思考与实践，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与创新历程也将对全球扶贫事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