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目前的大国竞争中，美国采取对中国的压制策略并联合盟友挤压弱化中国的产业空间，俄罗斯则采取武力吞并邻国的冒险政策，欧盟越发走向自主，印度则积极展开与中国的竞争。整体看，各国越发关注本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塑造，如果从未来30年展望，你怎么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的整体性走向？
郑永年：我是觉得，世界走向 “多极化”但远未定型。联合国安理会失去了管理超级大国关系的能力，表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动摇。环看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在闲着，都是企图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实现自身的崛起。世界依然处于急速的变动过程之中，人们可以确定的是旧秩序已经在快速解体，所不能确定的是新秩序是怎样的。多极化需要支撑多极化的地缘经济基础。没有经济作为基础，一个国家很难实现崛起，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现在，世界早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和数据成为经济的核心，谁掌控了数据，谁就可以掌控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排除“美国独霸世界”的情形，美国的精英也在作这样的企图。如果美国的战略得以实现，那么美国独霸世界是个大概率。未来美国独霸世界的模式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暂时独霸世界的模式不同。美国拥有了独自建构单极世界秩序的能力。这个能力便是美国的信息和数据能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独霸天下的现实几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人工智能完全是“发展导向”的模式，最具有“进攻性”。今天，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而其他国家可以说是没有，即使有一点，也只是美国的延伸或者应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趋势不能被改变，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的“上帝”。
人们希望一个能够制约美国力量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出现，但多极世界秩序远非现实。现实的发展足以使人担心：如果美国继续拥有构建一极世界秩序的能力，那么这个世界秩序会是人类社会从未见到过的最糟糕的世界秩序。对此，人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我特别想强调我的一个巨大担忧是，世界正在加速“两极化”，没有人可以低估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了。对中国最严峻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回应美国在中国周边营造战争环境，把世界性战争引向亚太地区，最终实现其“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
问：中国经济换档，不少省份财政入不敷出，需要中央支持得以维持，随着央地经济关系的转变，这一契机是否会成为央地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塑造的机遇？如何确保维持中央权威的同时再次以财政杠杆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
郑永年：中央与地方之间、省与市之间的关系很关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里，不可能所有事务都由中央统筹。由于中国的地方差异性较大，中央统筹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是正常的。但我认为省级统筹的改革是比较容易先推进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应当让地方更多参与，在公共服务方面则需要更多中央统筹。每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不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去进行实地的调查和科学的研究，从而出台可行的措施和做法。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下一步的深化改革还是要赋权于地方政府，使他们活跃起来。此外，我认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该相匹配，避免地方政府出现“钱少责任大”的情况。我认为在社会服务领域应当通过中央统筹尽可能追求地方之间的公平，在经济发展领域则应让地方政府更多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产业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推动力，即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很多地方，政府过去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土地财政”，但随着房地产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必须另寻收入来源。因此，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设立产投、创投等产业基金，试图以此来促进地方产业的快速发展。但地方政府真正要做的是把改革措施落实下去，能不能给官员一些试错的机会？纪检部门怎么保护这些官员？给他们改革护航呢？所以说，还是要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要保护改革的官员，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让他们敢干敢试错，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